包惠僧投奔国民党，建国后请求归队，毛主席：给同志们一个交代

包惠僧这个人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真算是个响当当的传奇人物。他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，地位不低，也算老资格党员了。可谁能想到，他后来投奔了国民党。等到新中国成立了，这哥们儿又想回头，还特意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求原谅。毛主席直接回话：“回来没问题，但得把这些事给党解释明白。”

从乡下小子到革命先锋

包惠僧1894年1月1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，家里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。那时候叫黄冈县，现在划成了团风县。他爹包存嘉，以前混了个秀才身份，后来没继续当官，回家干农活过日子。日子不宽裕，包惠僧到六岁才进私塾开念，先是跟着熊继昌学东西，过了阵又转到邱介甫门下读书。

1909年，他考上了黄州高等小学堂，慢慢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有了了解，也听说了同是黄冈人的熊十力和李四光的经历。1911年辛亥革命一闹起来，他就赶去武昌，仗着教育司长姚晋圻的照应，进了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1917年学成毕业，去了武昌一家小学教书，不过跟校长合不来，没干多久就辞职走人了。

撂挑子不干以后，包惠僧开始做记者，在《汉口新闻报》《大汉报》《公论日报》《中西日报》这些媒体里转悠，写稿子用“雷”或者“鸣”作笔名，揭社会的老底，对时局评头论足，脑子里渐渐有了改造社会的想法。

1919年那阵儿，他跑到北京大学去蹭课，正好赶上五四运动这出大戏，新文化运动对他蛮有冲击。在北京，他结识

他跟陈独秀、李大钊成了朋友。1920年2月，陈独秀跑到武汉演讲，包惠僧当时还是个记者，采访了陈独秀，结果被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整得挺上头，心说干脆不干记者了，直接投身革命算了。

1920年夏天，包惠僧在武汉遇上了刘伯垂，刘伯垂带着陈独秀的信，说要拉他一起整武汉的共产党组织。他立马就同意了，跟董必武、陈潭秋这些伙计一起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，还让他当了书记。在武汉那地儿，他忙活着组织工人搞运动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妥妥的中共最早那拨中坚力量里的一个老弟。

中共一大：革命的起点

1921年7月，包惠僧扛着武汉小组的旗，赶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。陈独秀那会儿在广州抽不开身，就让包惠僧顶包去开会。他还和陈公博一块儿，成了广州小组的代表，上了南湖那艘著名的小船，和毛泽东、张国焘他们一块儿敲定了党的纲领和方向。那场会直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包惠僧作为13位代表之一，也是党的创始元老，地位相当扎实。

会散了之后，他就被指派去广州，去劝陈独秀回上海接手中央的事。1921年9月，他陪着陈独秀回了上海，自己没歇着，直接赶回武汉搞事业。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，整天带着大伙儿搞工人运动，像汉口租界的人力车夫罢工啥的，都有他一份，场面挺轰动。

1922年，他被调往北京，担起了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的职责，参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前期准备。到了1923年，他又回到武汉，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，带头推动那边的工人运动。

就在这段日子里，他和毛泽东的关系越处越近。1922年年初，毛主席因为被湖南军阀盯上，只能跑到武昌避风头，包惠僧把他请到自己那办公兼住的地方，吃住都在一块儿。两人没事就唠嗑，天天讨论中国革命咋整，包惠僧打心眼里敬佩毛主席的聪明和见识，哥俩越聊越投机，友谊也随之加深了不少。

国共合作：两边跑的日子

1923年6月，中共三大作出跟国民党合作的决策，包惠僧是在李大钊介绍下，成了国民党一员。1924年这年头，他还是中共党员，就到国民党那边干活儿，干过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的委员，也在广东大学师范部当过老师，还担任过铁甲车总队的政治教官，啥活都没少干。

1925年2月，他接手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活儿，还身兼党军一师三团党代表，跟着队伍参加了两回东征。1926年北伐一吹响，他当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师党代表，跟着部队往北打。10月，等北伐军把武汉拿下，他又去了武汉行营，跟邓演达一起忙活筹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。

国共合作那会儿，包惠僧在国民党里可算是挺卖力的，不过心里头老清楚自己还是共产党员，心想着两党齐心协力办大事业。可蒋介石手里的权力见长，国共关系也越来越紧张。到了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，大批逮捕、屠杀共产党员，这合作算是彻底黄了。

叛逃国民党：信仰动摇的转折

1927年大革命那回头没了，中共遭受重创，许多同志不是牺牲了就是被逮走。包惠僧在武汉那边也混不下去了，那时候他是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的党代表，一直跟夏斗寅师长合作。结果5月夏斗寅反水，包惠僧也被扣下，等于悬在刀尖上，好在他侥幸逃了出来。宁汉合流以后，周恩来派他去南昌筹备南昌起义。可惜身体不争气，病倒了，没赶上，后头在高邮、上海这些地方转悠了好一阵。

在上海，他亲眼瞅着中共那会儿日子是真难混，许多战友一个个都不在了，心里的信念也开始有点飘摇。包惠僧和李达、施存统、马哲民他们一起选择退出了党。退出职业革命家的行列后，他日子明显难熬，手头也捉襟见肘，经济压力越来越大。

1931年，这位老哥去了武汉，投靠行营主任何成浚，当上了幕僚，不久还一路升到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。九一八那会儿，蒋介石又把他调去军委当秘书，顺带还在中央军校教政治。1935年跑去防空委员会忙活，1936年混了个内政部参事，1944年就升成了户政司司长。1947年，户政司改成了人口局，他接着当人口局局长。

在国民党那边，包惠僧混得还挺滋润，官越做越大。可这哥们心里还是时不时惦记着当年那些革命情怀，还有那帮老伙计。抗战那阵子，他回重庆时碰巧遇见了周恩来。周恩来去内务部找张厉生，结果遇见他。原本周恩来热情地想搭话，包惠僧却担心惹麻烦，赶紧自个儿躲得远远的。因为这事儿，他心里一直挺自责，也正是这原因，让他后来下决心要回来。

建国后求回归：忏悔与新生

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会儿，包惠僧人在澳门，一听见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，心里那叫一个五味杂陈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当初走错了道，这心里别提多后悔了。于是他就提笔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写了封信，表达了自己特别想回来，想为新中国干点实事。信上字里行间全是当年的遗憾，还有对未来生活的点点盼头。

毛主席看完信后，思忖了一阵，跟周恩来说：“回来没问题，但得跟党把话说明白。”这话里既有体谅，也有底线。周恩来发了电报，敞开大门欢迎他归来。到了1949年11月，包惠僧带着一家老小，从澳门回到北京。董必武请他一起吃了顿饭，边吃边半开玩笑搭话：“你当了国民党的官，是不是就把共产党这茬朋友甩了？”这一说弄得包惠僧脸有点发烧，可也能看出老哥们没见外，亲热劲儿还是老样儿。

12月25日，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。碰面那刻，周恩来一把握住他的手，来了一句：“你溜哪儿去了呀？我寻你可费老劲了，咋都找不着。”一句话说得包惠僧心里那叫一个激动。周恩来还拍拍他的肩膀劝道：“以前的事，也不能都扣你一个人的帽子。往后咱踏实干点事儿，为百姓尽心，有啥事人民都能原谅你。”还顺嘴提议：“有空写本回忆录，给咱们党留些材料，那也挺好。”

回到北京后，包惠僧经历了审查和教育。1950年12月，他被安排到内务部任研究员兼参事。1957年4月，转岗到了国务院担任参事。在新的工作岗位上，他特别上心，一门心思扑在党史研究和政策咨询上，写了不少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和工人运动的文章，还有挺多回忆录啥的。

《包惠僧回忆录》是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内容里把中共一大的过程、早期工人运动的情况，还有他个人的思想变化写得相当细致。这些资料对咱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那是相当有参考意义。

1979年7月2日，包惠僧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5岁。追悼会就在八宝山举行，墓碑上只刻着“包惠僧”三个字，看着一点儿也不花哨。2009年，他的骨灰被迁回湖北老家安葬，也算是回到本地老根了。

包惠僧这一生说实话挺让人琢磨的。他当年是中共的创始元老，早年间确实没少做贡献。大革命败下阵来后，他又跳槽到国民党，也就算是把党甩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又转身回来，努力想把之前的亏补上，最后党和群众也给了他个谅解。

毛主席那句“给党内同志一个交代”，咋说呢，既有包容，也有规矩。包惠僧能重新回到党里头，不光是他自己想找回点啥，更反映出新中国对待历史的那种气度。他这一路走得挺坎坷，个人抉择跟当时的大环境还有碰上的那些事脱不开关系。这历史本来也不简单，人都有好几面，看待包惠僧还是得多角度看看，别老盯着一面说事。

他这一生其实挺能说明当年那些革命人的思想变化，有人一条路走到底，也有人摇摆过，回头又重新加入。无论选了啥路，这些人都是历史长河里不可分割的角色，研究起来挺有意思，值得多琢磨琢磨。

包惠僧这一段人生，其实就像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一帧快照。他那阵子的背叛和再回来，不仅仅是他小我命运的折腾，更像是整个时代风云变幻的缩影。瞅他走过的路，咱们一下就能体会到当时革命人内心的纠结，也体会到那段历史到底有多曲折复杂。